还有一种保持身份的特殊办法，就是编撰“家谱”，把士族的世系源流明确记载下来，以备查考。政府命官取仕，“必稽(查)族谱面考其真伪”，以防庶族假冒。宋、齐之后，政府往往设立专门的“谱局”，找那些精通士族族谱的人专司其职。不熟悉谱学的人，就不能在吏部任职。于是，谱牒百氏之学竟然成了一种专门学问而兴盛起来。
士族为了标榜自己的特殊身份，还发展了一套极为繁琐的礼法。例如，当时在士流官宦中间，流行一种避家讳的风气。在这些人面前，绝对禁止说他祖辈任何一个人的名字，连声音相同的字眼也不能用，必须找其他义同音不同的字来代替。否则，就触犯了士族地主的忌讳，认为是有意侮慢。东晋时王忱去拜访太子洗马桓玄(桓温之子)，桓玄设酒款待。王忱因为刚吃过寒食散，忌饮冷酒，连呼左右温酒来，不意触犯了桓玄父亲桓温的名讳。桓玄感到受了奇耻大辱，又不敢得罪这位望族，竟在酒席上伤心得“鸣咽流涕”。要在大量的社交活动中，不犯别人家讳，确实很难做到。居然也有人由于熟谙谱学，可以做到“日对千客，不犯一人之讳”。这也是门阅制度之下，出现的一种畸形现象。
在平时生活中，土族一般不与庶族人土来往，即使有时接触，也自矜门第，鄙薄寒流，故意造成“士、庶天隔”的局面。南朝宋武帝的皇舅路庆之出身寒微。有一次他的孙子路琼之去拜访名门望族王僧达。王僧达故意奚落他，先是“了不与语”，后又讥问:“昔日我家养马的仆役路庆之，是你什么亲?”后来还喝令左右，把路琼之坐过的胡床烧掉。路太后听后大怒，到皇帝面前哭诉。宋武帝也只能回答:“琼之少不更事，何必没事到王家去，自取其辱。人家王僧达是贵公子，哪能为这样的事轻易问罪?”只好不了了之了。士族严格排斥庶人寒流，使两者的身份地位相差悬殊。以致连皇帝之尊，也难以出面干预，无法为出身卑微的皇亲贵戚撑腰。
实行这种等级制度，选任官吏既不要问文武才能，也不必看吏治考绩，只要凭借有好祖宗，靠祖上的资荫，士族就可以“平流进取，坐至公卿”。梁时流行一句谚语:“上车不落则著作(郎)，“体中何如”则秘书(郎)。”意思是说，那些士族子弟生下来后，只要到坐车掉不下来的年龄，就可以做著作郎；只要会写两句信中问候的客套话，便可做秘书郎。士族子弟在经济上有世代相传的丰厚祖产，在政治上不必操心费力，高官厚绿就会到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必然娇惯得极其腐化、愚昧、脆弱。不懂得“战阵之急”、“耕稼之苦”、“劳役之勤”，对于人间事务一无所知，终日里只知道崇尚清谈，纵情声色，肆意游荡心于朽烂的贵族生活。这些纨绔子弟，一个“熏衣，剃面，傅粉，施朱”，打扮得娇里怪气，还要装得“从容出入”、“望若神仙”。这种臭气熏人的形象，正是整个士族地主阶层，已经完全朽的缩影。到了南北朝后期的梁代，甚至郊野之内，满朝的士大夫“无乘马者”，進要是骑马，就会被别人弹劾。有的士族从来没见过马，一见马嘶喷(鸣叫)、陆梁(蹋跳)，莫不震慑”，甚至惊问道:“这是虎，何故名为马乎!”确实腐朽到了可笑的地步。正因如此，他们遇到梁末候景之乱一类的风浪，就会受到严重的打击。那些士大夫肤脆骨柔，不堪行步，体虚气弱，不耐寒暑，仓促之间，只好坐以待了。
陈腐僵化的门阀制度，是皇权等级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。它既反映了世族权势的恶性影胀，又标志着门阀贵族已经完全失去活力，正在走向最后的衰朽没落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